殡葬杂谈 | 杨华：华夏文明起源与“礼”有关

武汉大学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杨华：华夏文明起源与“礼”有关

武汉大学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杨华

□ 长江日报记者 李煦

清明，这是一个“年轻”的法定节假日，2008年开始，清明、端午、中秋纳入国家法定节假日。同时，“清明祭祖”也是中国保存最久的古礼之一，有千年之久。当人们在祭扫的时候，可能不会意识到，自己正身处传统礼仪长河之中，自己在亲人坟前的举止，是亿兆斯民几千年来的共同心理投射。

中国的“礼”就是这样，就好像我们呼吸的空气、饮用的水，每个中国人都身在其中、深受影响，却“日用而不知”。

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“中国礼仪文化通史研究”，旨在研究中国传统礼仪文化的发生、发展和演变历程，它要回答的根本问题是，中华民族何以成为“礼仪之邦”，“礼仪之邦”的现实意义何在？

近日，长江日报《读+》周刊专访了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、历史学院教授杨华，他是“中国礼仪文化通史研究”重大项目首席专家。

■ 礼部为何排名兵部之前?

当人们谈论历史上、传统中的“礼”时，常常会有一种误解：一群人在那里打拱作揖、互相问候，房间里充满着文雅、客气和礼貌。

这很片面。

真实的“礼”，鲜明、刚硬，甚至有森严肃杀的一面。

从唐朝起，中央政府设立“六部”。最早的排名是“吏礼兵户刑工”，到宋朝王安石变法，其次序定为“吏户礼兵刑工”，这座次从此不改，推行了近千年直到清末。

吏部掌管天下官员人事任免，户部掌管全国民政田地财政钱粮；礼部何德何能，仅次于这两大要害部门，居然排在兵部、刑部等强力机关之前？

表面上看，礼部主管国家礼仪、祭祀、宴餐、学校、科举，似乎很“虚”；实际上，礼部真正的职能，是维护王朝的合法性，并且教化风尚。倡导意识形态、宣扬生活风气、表彰思想行动，这些是礼部职责；礼部虽不管人事，可是进入官场第一步的乡试、会试皆由礼部来主持；礼部还管理诸多外交事务。

“国之大事，在祀与戎”，从这个角度出发，就可以理解礼部之重要。

中国历史上多次发生礼仪之争，最有名的莫过于明朝嘉靖年间的“大礼议”和清朝的“中西礼仪之争”。明朝正德皇帝死后无子，也没有同胞兄弟，于是皇位就落到了堂兄弟、藩王朱厚熜（嘉靖）头上。但朱厚熜已故的生父朱祐杬怎么摆呢？文官集团认为，朱祐杬只能被称为“皇叔父”，嘉靖不能再把他当作宗法意义上的父亲，嘉靖本人应归入正德那一宗，用民间语言来说就相当于“过继”。嘉靖为此奋斗20多年，斗垮大批权臣，又出书写文章搞论证，终于“小宗变大宗”，把自己家变成皇室正统；这期间文官集团分化站队，十多位高级官员被廷杖打死，明朝政治气候为之大变。可想而知，在这场斗争中，礼部是在风口浪尖上。

对于今人来说，这次“大礼议”留下了一个物质遗产——湖北的明显陵，这本是藩王之墓，嘉靖大费周章、重新解释各项礼制，将其升格建成帝陵。

清朝的中西礼仪之争后果严重得多，中西文化交流出现裂痕，对后来清朝的对外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。康熙接触到大量西方文明成果却束之高阁；乾隆年间马戛尔尼使团访华，又为了“三跪九叩”还是单膝下跪闹得很不愉快。当一方觉得“你是不知礼节的蛮夷”，另一方觉得“你傲慢僵化不懂平等外交”，历史的悲剧已经悄悄拉开了帷幕。

双方争的是礼，也是理，还有力和利。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里，这些都是统一的。身份决定了位置，也决定了获得资源的多少。这是传统礼制的核心。

但是，即便在历史上最混乱、最动荡的年代，在政治力量和军事力量屡次崩坏之后，中国人无分地域、种族、血统，还是能一次次重新整合起来，靠的也是对“礼”的信心和认同。“中国有礼仪之大，故称夏；有服章之美，谓之华”，他们忠于这套体系，为此骄傲，并以此区别“华夷”，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软实力。

■ 在老外眼里，中国就是礼仪之邦

孟德斯鸠在《论法的精神》中，依据从法国耶稣会士那里了解到的信息评说中国：“中国的立法者们，把宗教、法律、风俗、礼仪都混在一起……这四者的箴规，就是所谓礼教。中国统治者就是因为严格遵守这种礼教而获得了成功。”

“礼”在英语世界没有完全对应的词汇，中国“礼”的内涵大约需要二十多个英文单词才能概括。国学大师钱穆先生说：“在西方语言中没有‘礼’的同义词。它是整个中国人世界里一切风俗行为的准则，标志着中国的特殊性……要了解中国文化，必须站到更高来看到中国之心。中国人的核心思想就是礼。”

为什么中国人会发展出这种特质，为什么中国会成为“礼仪之邦”？

杨华首先从文明起源角度论述。他认为中国早期文明的出现，并不是靠生产技术的突破，以祖先崇拜为核心的礼制活动可能是中国文明的直接推动力，这是中国早期文明区别于世界其他文明模式的特点之一。根据最近所出的甲骨文材料，商代的礼制活动已经比较规范了。如果再向前追溯，在中国文明起源时期，礼制可能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特点。根据王国维的研究，“禮”这个字，就是向神奉献祭品的象形。从“礼”的创字过程来说，中国早期文明伴随着礼制的举行而出现。

而且中国早期文明中的礼制，有一个现象可能是其他文明中少见的，那就是礼与乐相随而出现。按照礼书的规定，这些礼制性的仪式活动都配有音乐，诗、歌、舞、乐合为一体，这种“礼乐相须”的制度，叫作礼乐制度。在先秦时期，在什么场合使用什么礼，再用什么样的乐来与之相搭配，什么等级的贵族可以享受什么礼乐，都规定得十分明确。鲁国贵族季氏按礼制只能用32人的舞蹈队伍，他却用了64人，这是周天子的享用级别了。孔子对于这种破坏周礼等级的僭越行为极为不满，说：“对这样的事情都忍心做了，还有什么事情不忍心去做呢！”

这就是“是可忍孰不可忍”的由来。由于礼伴随着中国文明起源，统治集团将其视为宣示合法性的重要手段。“功成作乐，治定制礼”，每当新的政治集团夺取政权之后，便着手制定符合本朝的礼乐大典。隋朝有《开皇礼》《仁寿礼》和《江都集礼》，唐代有《贞观礼》《显庆礼》和《开元礼》，宋代有《政和五礼新仪》，明代有《大明集礼》《大明会典》，清朝有《皇朝三通》《大清会典》《大清通礼》，等等。在中国的二十五部历代正史中，有十七部专门列有《礼志》《乐志》或《礼乐志》。

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成为全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，杨华称之为礼制的“下移”。本来有“礼不下庶人”的说法，但是宋朝士大夫为了“挽救世风”，对上古华夏礼仪进行了大量删繁就简的改编工作，以适应现实生活中平民百姓的需要。例如，在宋代民间婚姻流行“论财之俗”，娶女先问资妆之厚薄，嫁女时先问聘财之多少，甚至互立契约索要某物若干以求售其女，司马光《书仪·婚仪》中斥为“贪鄙之俗”。在宋徽宗时期制定的《政和五礼新仪》中，开始出现此前未曾有过的“庶人冠仪”“庶人婚仪”“庶人丧仪”，显示出朝廷用儒家礼制导化下层社会的努力。两宋时期出现了家礼撰作的高峰，通过大量制订家礼家训和族规乡约，礼制变成了乡俗。与此同时，通过文官制度、科举考试、学校和书院教育，使得礼制完全“内化”为个人的道德修养和行为规范。

此时还出现了“礼生”，指具有文化知识、懂得礼仪程式的乡村知识人。他们凭借《事林广记》《万事不求人》等“民间日用礼书”，师徒授受，代代相沿，成为一方乡里举办礼仪的熟手。他们以此为生，也就成为向广大不识字者普及“礼”观念的推手。直到今天，部分农村地区仍然有“礼生”存在。

就这样，华夏文明起源处那一抹“礼”的灵光，经过上层推动、社会熏染、全民接受，终于成为全体中国人的规范。于是当中西文明初次相遇的时候，“外人”这样看中国人——

16世纪意大利人利玛窦：“中国这个古老的帝国以普遍讲究温文有礼而知名于世，这是他们最为重视的五大美德之一，他们的著作中有着详尽的论述。对于他们来说，办事要体谅、尊重和恭敬别人，这构成温文有礼的基础……在这方面他们远远超过所有的欧洲人。”

17世纪葡萄牙人曾德昭：“讲礼节、仪表大方、办事老练、周到、持重、平稳，这些在他们那里被视为主要德行，一切都归结为一个礼字。”

晚清美国人明恩溥：“中国人靠自己的本能，可以准确地知晓何时该用礼节……我们还是应该在社会交往方面学习不少东西，学习他们的一整套规则……把西方人的顽强独立与东方人的彬彬有礼结合起来，将会更好。”

身在此山之外，更能看到差异。杨华认为，明清时期传教士的观察和描述表明，至少到16世纪，中国作为“礼仪之邦”的形象已经十分明确。

【访谈】

■ 研究中国传统，绕不开这个“礼”

读+：“中国早期文明的出现，并不是靠生产技术的突破，其直接推动力可能正是以祖先崇拜为核心的礼制活动”，这有考古学的证据吗？

杨华：目前，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，礼仪制度是中国文明起源的主要特征。这包括：礼仪性的宫殿建筑、礼仪特征明显的埋葬制度和器物组合、等级分明的社会结构和国家模式，等等。

在东亚中国，城市的特点是礼仪性建筑，这些礼仪性建筑是什么呢？这就是礼书中归纳的“面朝后寝，左祖右社”，武汉盘龙城遗址的核心建筑，就是面朝后寝的结构，可以说没有宗庙建筑就谈不上城市。另外，中国最早的文字（如甲骨文、金文），记载的正是祖先祭祀内容。中国最早的青铜器，并不是生产工具，而是作为祭祖礼仪的法器而存在的。这些都跟西方不一样，是中国的特点。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等人，都持这种观点。

读+：您的文章已经论述了中国何以成为“礼仪之邦”，那么研究“礼仪之邦”的现实意义何在？

杨华：“礼”是几千年中国文明的传承基因，是中国文明的一大特征。现在研究中国传统，研究中国历史文化，无论如何都绕不开这个“礼”。

礼是文明对话的基石。无论是中国文明内部的对话，还是中国与朝鲜半岛、日本、东南亚的对话，以及中国与中亚、西亚乃至与欧洲文明的对话，礼仪制度都是对话的公约数，也是当今文明互鉴的基石。

就现实意义而言，礼对当代中国人国民素质的提高，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。中国是“礼仪之邦”，几千年来深受礼文化的熏陶，礼有助于中国国家形象的塑造，有助于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提升。

礼乐文明是中华民族极其重要的文化基因，几千年来为中国文化的凝聚和延续发挥过根本性的作用。今天，如果对之进行深入研究，并根据当今社会的实际现状而加以有效诠释，必定会对解决当下的社会和身心问题、文化认同危机，建构当今人与人、人与社会、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，大有裨益。

■ 礼在随时而变

读+：在您看来，中国的很多传统礼仪现状如何？

杨华：近代以来，中国很多传统礼制随时而变了，掺入了西礼、新礼，成为“新民俗”。以最近一百多年的历史过程而言，这些新民俗的创造大约有三次大高潮。高潮之一是清末民初。当时很多留学生回国后，为了顺应世界潮流，追求“新文化”，制造了一些“新礼”。例如“文明结婚”的仪式，便创制于当时，今天婚礼的很多程序看似很古老，其实就始于那时。高潮之二是1949年之后。新中国又创制了一批“新礼”，比如开会仪式、丧葬仪式、宣誓仪式、迎宾仪式，等等。高潮之三就是21世纪。今天，社会上流行着各种各样的礼仪服务，包括婚庆、寿诞、开业、丧葬等各种仪式，城乡都有所谓红白喜事的“一条龙”服务。我们很多习以为常的礼仪活动，仔细想想其实才诞生了不到二十年，都是在全社会富裕之后，一些礼仪公司为了赚钱而制造出来的“伪民俗”，只不过大家“习焉而不察”了。

就拿见面问候之礼来说，中国古代见面行叩首之礼，上古有所谓“九拜”；后代行拱手之礼。但是佛教入华后，将合十之礼传入中国，而西方文化又将握手之礼传入中国，现在普通中国人见面时以握手为常事，然而拱手和合十两种姿势，在今天中国的日常生活和交际活动中都还可以看到。这样，拱手、合十、握手三种不同时期、来源于三种文明的生活礼仪，重叠地呈现在当今中国。这种“重叠呈现”，可以视为当今中国礼仪现状的一个基本概括。

如果以殡葬为例，花圈就不是中国原有的祭奠形式，在手臂上戴袖章也不是，开追悼会和念悼词也与中国古代的丧礼不同。至于今天通行的火葬，则更是佛教的殡葬形式，司马光、朱熹等人都曾大加挞伐，视为“不孝”。

今天流行的殡葬仪式，已是儒、释、道、耶和民间信仰等多种元素的杂糅，要想再捍卫或者恢复儒家丧葬礼仪，既无必要，也不可能。

■ 礼仪的核心是一个“敬”字

读+：在21世纪的当下，从人们日常生活的角度出发，有哪些“礼”的好传统是我们该唤回、活化的？该如何着手？

杨华：刘梦溪先生说过，礼仪的核心是一个“敬”字，所谓无敬不成礼。所以孔子说：“为礼不敬，吾何以观之哉！”朱熹的解释是：“礼以敬为本。”礼敬，礼敬，如果没有了敬，礼就不存在了。

今天我们可以从“敬”入手，活化传统礼仪文化中的优秀元素。无论礼的形式如何改变，敬畏的内核始终存在，不变的是那份尊重、尊敬、敬意，包括对国家、社会的敬，对他人的敬，对法令制度的敬，对工作、对环境的敬。

从公民意识角度说，任何时代、任何国别的国民，都必须首先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合格的公民，将不触犯国家法律、不危害他人利益，视为一切个人行为的前提。这正是传统礼义中“以礼防禁”“以礼防民”的要点。

从职业道德角度说，礼制活动要求虔诚和敬畏，转换成现代人的职业行为，就是居其位必谋其政，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心怀虔诚、一丝不苟。这正是传统礼义中“忠人之事”“诚己守信”的要点。

除了刘梦溪先生说的“敬”，我还想提一个“谦”字。谦和敬是一对，中国古代的语言中有敬语和谦语，现代日语中也有。我们应该反对西方个人主义那一套自我膨胀的东西，日常生活中尊敬别人，自己谦卑。自信的人才会谦卑、谦虚，而狂妄自大、自我吹嘘实际上是不自信的表现。

读+：能不能说，传统的“礼”其实有“看人下菜碟”的成分？是否要让一些东西留在故纸堆里？传统礼制与现代法制如何对接？

杨华：传统礼制的根本属性是等级性，就是根据你的身份来确定你在社会上的位置和享受的资源，这个是最糟糕的，应该批判。等级化导致中国古代的法律“同罪异罚”，同样的犯罪行为，但是因为罪犯的社会身份和亲疏关系不一样，惩罚尺度就不一样。

今天，自由、平等、公正和法治已成为社会主义中国的核心价值观，这是近二百年来中西方文化融合的结果。

2012年3月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《刑事诉讼法修正案》规定：“经人民法院依法通知，证人应当出庭作证。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按人民法院通知出庭作证的，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，但是被告人的配偶、父母、子女除外。”这个规定照顾到了儒家向来强调的、中国历代实行的容隐制度，这是学者们多年呼吁的结果，是将传统文化要素纳入现代法制的成功案例，可以说开了一个好头。

■ 中国传统“家礼”与现代化事业不冲突

读+：除了谦和敬，传统的“礼”在今天还有哪些价值需要重新发现？

杨华：进入21世纪之后，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、国家综合实力的增强，越来越多的人重新意识到礼制教育的重要性，正如管子所谓“仓廪实而知礼节，衣食足而知荣辱”。这也是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现实需要。当然，今天中国人重新谈论礼制，并不是要像章太炎那样对礼仪活动进行复古性的演练，而是要吸收古人礼制活动的精神内涵，如讲求秩序、规范、庄重、虔敬、文雅等，以促进国民素质的提高，塑造更加可信、可爱、可敬的中国形象，提升中国的软实力。

当今中国和世界，在现代化、全球化、信息化的冲击下，人与社会、人与自然、人与自我这三重关系上都出现了不小的危机。如何应对和解决这些危机，世界各个国家、各民族都从自己的文化资源中寻求良方解药。中华民族悠久而灿烂的古代文化也应当对此有所贡献。 

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，现代社会与传统文化并不能完全扞格，中国传统的礼仪制度可以转化为当代社会建设的有益资源。  

就以中国传统的“家礼”来说，传统家礼、家训中蕴含有诸多优秀价值理念，例如：仁爱、宽厚、勤劳、节俭、守法、奉公、敬业、尊老、慈幼、敬学等内容，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超越时代、超越地域的有益资源，与现代化事业不冲突。

中央电视台等媒体开展过“家礼家风”的系列报道，在观众中引起极大反响，这反映了当下中国对于优秀传统文化的呼唤和渴求。我们应当学习历代士人的道义担当，传承和重建富于中国传统优秀价值观的家礼、家训和家教，用以校正当今社会中的诸多不良世风，为构建文明和谐的现代社会增添助力。

（全文完）

（来源：长江日报）